作者 蓝之馨

　　某单位20多部车，只有3部最差是工作用车，其他都是领导专用车

　　这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关于车改的“实话实说”。

　　此人所讲的很多细节可能会令公众唏嘘不已。比如广州某市直单位20多部车中，只有3部车况最差的车是工作用车，其他都是领导专用车。还比如，某办案队伍，车况最好的车被领导当做私家车，冬天办案人员甚至需要提前6点摸黑热车，否则要用的时候根本打不着火。

　　这篇文章不仅仅关于“车改”。他还谈到了地方对于中央改革的微妙心理，为什么有的时候“政不出中南海”？如果你想了解，在中国一项改革所涉及到的利益纠葛，一层层的政府面对改革时为什么会再三权衡、拖延、观望，到最后有可能变相的执行。下面这篇文章会告诉你。

　　看起来中央动真格了

　　从文件的内容看，中央决心很大，是动真格了，再结合近期频频不断的打虎措施(基本我认识的公务员，都有熟人被抓，有些单位，这两年每年被查处的领导都在两位数以上)威慑力很大，领导都尽量低调，我认为没有地方敢公然违反中央规定，除非不想混了。

　　至于执行起来难不难？如果觉得中央一打雷，地方就下雨，那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。中国虽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，但层级太多，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是非常严重的，大的政治动作、对地方有利的政策，贯彻通常是比较快的。需要挥刀自宫的动作，地方一般采用一些很“艺术”的方式执行，比如发了很多文，开了很多会，上报了很多信息，但其实啥也没干，一级忽悠一级。中国的行政层级太多了，中央-省-市-区县-街镇，每一级都有大量职能部门，区县以上职能部门通常又会有大量下属单位。而我国又没有效仿新加坡、英美等发达国家，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战略管理和考核系统，根本无法准确掌握各层级的情况，也无法从行政管理上确保中央的战略目标得到贯彻，所以中央命令越往下威力越弱是常态，严重的时候，政不出中南海并不奇怪。

　　现在中央采取的办法是尽量把行政命令规定的非常具体，不给地方操作空间。这是个办法，但能适用的领域不多。不过，车改这事儿，刚好可以比较具体化，所以短期还是有前途的。

　　地方官员的观望

　　通常来说，地方官员一开始会采取观望态度。观望什么呢？有三个：

　　(1)文件是否严厉。如果文件很严厉，规定了不执行的惩罚措施，那地方会比较认真，如果语气平缓，那么，大家都“懂”的，那就把文件转发下去就不用管了。

　　(2)督导是否到位。如果有相应的督导措施，比如巡视组、检查组之类的，那说明是认真的。当然，督导和检查组的级别高低，也可以看出中央决心的大小，可以作为是否认真执行的参考。还有督导的成果，如果出现被杀掉的“鸡”，而且级别不低，那么这事儿更加要认真了，如果你发现政府网站和媒体报道的信息仅仅是去了某地检查，领导背着手拍几张照片，但没有成果，那大家也“懂”的，就是把检查组接待好就可以了。

　　(3)上级和同级是否坚决。集权体制的特点是：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省里会观察中央部委执行是否坚决，观察主要领导是否把它当件大事来抓。如果部委不坚决，省里一定会打折扣，省里打折扣，到市里就要再打一次折扣，到区县和乡镇基本就没声音了。反之，如果部委非常坚决彻底，领导态度强硬，那就会执行的比较顺畅。

　　执行的具体时间也是看榜样的，虽然规定了最后期限。但这种事情，一般大家都不做第一个，也不做最后一个。要是很多地方都拖着不搞，到期限结果也没惩罚，那拖延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。

　　车改和中国的很多政策，比如房价调控一样，几乎变成笑话。不改还好，越改公车越多。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上述所言，中国的行政管理还没有进入科学管理时代，没有建立战略管理模型确保中央命令得到贯彻。另一个是官僚集团是如此庞大，以至于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，一个官僚阶级。这个阶级作为整体有自己的生命和利益，而中央对国家的治理必须依靠这个阶级。所以，不符合官僚阶级整体利益的举措，往往最后都会不了了之。但是，虽然官僚像蛀坝的蝼蚁，最高层的几个人可是必须考虑老百姓的感受和国家长治久安，所以，中央和地方博弈的事情层出不穷，车改只不过是其中不重要的一单而已。

　　为何多年效果不彰？

　　车改多年来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：

　　(1)官本位特权思想

　　其实，中央对于公务用车的规定，以前也是很明确的，虽然没有这次严厉，但条条框框也很多。比如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小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补充规定》的通知(粤办发〔1997〕14 号 1997年7月23日)，规定“广州市、深圳市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、市纪委，各配公务用车3至8辆。地级市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、市纪委，各配公务用车2至7辆。”

　　可是，在实践中，各部门配备公务车不断增加。原来是厅局级正职领导才能享受的专车，后来副职领导也可以享受，再后来非领导也可以享受。在广州市，97年规定市政府、人大各配公务车3-8辆，可现在市直部门通常配车都在二十辆以上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厅局级领导、非领导的专车，普通公务用车极少。

　　比如广州某市直单位20多部车中，只有3部车况最差的车是工作用车，其他都是领导专用车，根本无法保障公务使用。处级、科级干部公干经常需要坐地铁或公交。在领导配车超标时，甚至出现“相对固定的工作用车”这种“中国特色”的名目。

　　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本位特权思想。到厅级后，不但领导本人，连上级都觉得熬出来不容易，应该享受特权，所以各单位不断打报告申请车辆配给领导，上级也愿意做好事，安抚好下级，所以睁只眼闭只眼，不知不觉就配车范围就越来越大了。

　　越往基层，熬到处级、科级的难度不亚于省、市的厅级。所以，到区县街镇，超标配车情况更严重。区县，副处以上就配专车，正处往往还配专职司机。在最需要车辆的基层一线执法系统，超标配备更严重。公安、城管等执法系统，甚至副处级都配备专车和专职司机。在公车配备 GPS定位系统以前，正科级领导就可以把单位的执法办案车辆开回家作为私家车使用，情况非常普遍，离谱的是，真正的办案人员工作用车反而得不到保障，逼得没办法，还要战战兢兢向领导“借”车。

　　比如，原来广州某区公安局，一个基层侦查大队(副处级)的内设中队15人左右，配备3部办案用车，分管副大队长(正科级)占有一部车况最好的吉普车，中队长(正科级)占有一部车况次好的吉普车，真正办案的14个人，共用一部已经过了报废期的面包车，各探组必须精确安排好车辆使用，精确接力才能确保各自侦查任务的完成，经常为了车辆使用而吵架，万不得已才向领导“借”专车。最滑稽的场景是，因为车况太差，在冬天，当侦查员需要守候跟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凌晨六点多摸黑热车，否则到用的时候根本打不着火，犯罪嫌疑人一加油门就不见了，办案民警哭笑不得。

　　在官本位特权思想指导下，公务用车已经完全背离了设计的初衷，几乎完全变成了领导的“福利”，现有的公务车制度实际上是在降低行政效率。

　　(2)官僚队伍的膨胀

　　官僚体系具有自我膨胀的内在冲动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我国的官僚队伍没有西方议会的约束，完全靠自律，其效果不问可知。官僚队伍的膨胀速度非常惊人。原来广州市某区八十年代建区的时候才几百名公务员，现在已经四千多名公务员，领导职数也不断增加。即使如此，各部门依然不断打报告称人手不足、职数不够。即使编办严控编制，仍然有很多单位通过各种理由特批得到职数。官僚队伍的膨胀，带来领导数量的增加，也必然带来公务配车的剧增。

　　(3)缺乏监督

　　现在，一线执法队伍，敢于把执法办案车辆当私家车用的科级干部越来越少，除了GPS的安装外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“区伯”的出现。如果不在政府机关，你很难想象，在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，一个区伯的监督，居然可以让如此众多的公车私用者收敛，谈起区伯来咬牙切齿。抛开区伯个人的人品和动机不论，可以看出来，对公车私用的监督，其实不需要投入太多人力，甚至只需要发动群众就可以了。也可以看出，在区伯出现前，对公车私用或者超标配备，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监督。(注：广州市民区伯以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出名)

　　(4)缺少利益驱动

　　对于官僚集团，没有利益驱动，只有高压才能推动他们做事。而公车改革，恰恰是缺少利益驱动的事情。即使在改革中，他们也喜欢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广州的公务用车是安装GPS来跟踪车辆用途，防止公车私用的。可是，安装GPS费用高昂，每年还要支付维护升级费，还要雇佣监督车辆路线的工作人员，全市车辆加起来，费用是非常惊人的。

　　其实，只需要在公车上漆上醒目的大字“XX单位公务用车”，根本花不了几个钱，也不用怎么维护，效果比GPS好多了。毕竟监督每部车辆的去向工作量太大，只能看谁运气不好了。可是，喷漆的方式花费如此少，几乎没有招投标的寻租空间；监督效果好的过分，根本没有特权使用的空间，既得利益群体自然不会同意，他们会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。

　　车改=变相加薪？

　　(1)增加收入

　　如果按照科级500元，按照地方补贴的上限增加130%，就是1150元，广州市直机关科员拿到手的工资大概5000，就是增加了20%，即使按照下限，也增加了10%。在深圳、佛山，车改早已实行，科级大约1600元。我感觉，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个变相加薪的政策。因为广州工资五年没有上涨，而通货膨胀已经让物价翻倍，占公务员、事业编干部绝大多数的低级、中级干部，对公车改革一直翘首以盼，对率先完成改革的深圳、佛山等地，羡慕嫉妒恨。这次改革，其实可以得到官僚集团中最没有话语权的中、低层干部支持。

　　(2)领导福利减少

　　市直单位的厅局级，以及区县单位的县处级，受到的影响貌似最大。不过，我感觉也是暂时的，咱国家的特点是“再苦不能苦领导”，现在的说法是采用“社会化方式”解决用车，我认为其中包含了租赁、代驾等种种可能性，如果租个奔驰来开，可比现在还爽，还加工资。所以，领导福利是否真的减少，还有待观察。当然，站在领导角度，不改最好，所以他们还是会拖。

　　(3) 司机安置

　　虽然看到办法里说“不能把司勤人员简单推向社会”，可是，上文提到，大量的司机其实是超标配备的，所以，是否安置，也未可知。

　　政府的司勤人员有三类：

　　第一类是工勤人员，这种人员是有编制的，会分流到各个部门做些其他类型的勤杂工作，他们中很多年纪已经很大了，部分人本身就想换岗位，受到的影响也不大；

　　第二类是公务员，在公安等人数较多的执法单位比较常见，他们往往是跟领导关系比较密切的人，通常辛苦之后，领导能安排个一官半职，但如果集中大批量分流的话，提拔是比较难的，估计会很郁闷，但也不会闹事。

　　第三类是聘用的人员，这类人员很多是为了满足给领导超标配车而聘请的，和企业的司机性质是一样的，本身就有很强流动性。这些人我认为不应该由政府负责安置，属于可安置，也可不安置，估计会出现各单位差别很大的情况，也是比较有可能出现纠纷的人群。其实中央的文件应该明确不同类型司机的分流方式的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在不明确的情况下，很可能出现僧多粥少，跟领导关系好的有安置，关系一般的没安置的情况，怕是会有些不稳定因素。